火锅的源头是一万年前的陶鼎,并在从鼎到锅的演变中,伴随着对冬季暖食的需求,产生并独立出来。空足之鼎曰鬲,西周有“刖刑奴隶守门鬲”和“温鼎”,放入木炭烧煮食物并保温,可以说是最早的火锅雏形了。汉代时有铜“染杯”,上为盛食杯,下为炭火盘,推断为古代单人使用的保暖食物的小火锅。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暖食的 “锥斗”、分格的“五釜熟”,演变到唐代,又有用于暖酒、暖茶、暖食的陶瓷暖锅。宋代始有锅涮兔肉,名曰“拨霞供”(《山家清供》),元代时出现涮羊肉。明清时,暖食多称为热锅,涮食称为生火锅,如《清稗类钞》记载:“案辄有一小釜,沃汤其中,炽火于下,盘置鸡鱼羊豕之肉片。俾客自投入,俟熟而食,故曰生火锅。”清帝除夕宴要上热锅一品,千叟宴则上生火锅,如嘉庆元年举办的千叟宴,有5000人入席,共用了1550个火锅(《中国历代御膳大观》),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盛大的火锅宴。
火锅宴上,用的最多的是大同产的铜火锅,“分上下层,中以红铜为火筒著炭,汤沸时,煮一些肉脯、鸡、鱼,其味无不鲜美”(《奉天通志》)。大同铜火锅自古享有盛名,《民国大同志稿》有“大同虽非铜区,而铜制品向颇著称,物美价廉,多运往外蒙古地方。其大宗售品有铜锅、铜壶等物,尤以火锅为最。自平绥路通车,中外游人旅客咸乐购置之,用作馈赠,其销路愈畅,本品愈多,故手工业中,铜工最为独步。”大同铜火锅有六件套,经过七道工序制成,不仅结构合理,而且造型美观,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1973年,1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大同。席间,总统及随行的法国友人,对大同火锅风味之独特、器具之精美赞不绝口。细心的周总理在蓬皮杜总统别离之际,将一个雕有 “九龙奋壁”的铜火锅相赠,世界各大媒体竞相报道,声誉传遍了国内外。此后钓鱼台国宾馆等著名饭店,纷纷订制,火锅宴席兴盛一时,铜火锅涮羊肉亦成为地方特色名吃。
与大同火锅齐名的,有尧乡火锅,早期以翼城或平定的砂火锅为器,将肉菜等食料先入锅后注汤,煮沸上桌而食。这种吃法唐代叫暖锅、清代叫热锅,宋代时则叫“骨董羹”。苏轼的《仇池笔记》记着这个出处:“取凡饮食杂烹之,名骨董羹”。范成大有诗“毡芋凝酥敌少城,土薯割玉胜南京。合和二物归藜糁,新法侬家骨董羹”。晋南稷山金墓博物馆段氏墓穴出土有一块方砖,与段氏家传的一块方砖相合,组成一付完整的“贯通宴锅汤”方,类似今天火锅之煮与涮相结合的吃法。笔者曾三次亲往考察,亦曾品尝,食以鹿料为主,但汤方却秘而不宣,只出示了一幅描绘北宋年间三晋南北酒馆冬令吃宴锅汤的古画。贯通宴锅汤曾在太原著名的全晋会馆销售过,现在又推出有木炭铜火锅,是老太原的吃法,层层码料,先煮后上,配以特殊的山野“麻麻花”香料,相传源于北汉。
过去山西民间吃火锅,平日里是不多见的,大都在冬季节令应市。春节期间,人们走亲串戚,初二或初三女婿给丈人、丈母拜年,丈人则多以火锅款待,取意“团暖”之意。火锅料需荤素兼备,如古绛州一带多达十余种。若是将料煮沸后连锅热上,则讲究码放原料至锅子的四分之三深度为宜,过多汤易溢,过少则不丰富。火锅还被应用于山西民间筵席的主菜,如晋中太谷的一品锅、三鲜盆,所用器皿与大同铜火锅有别,是1的平底圆形带盖的铜镀锡盆。三鲜盆内要有三等份的格,互相接通,如魏晋时候的“五釜熟”,三样主菜分放在各格,汤味因相互连通而调和。铜盆配一铜架,下方可安置一酒杯,食时点燃杯中酒,置于盆下,边烧边食,为过去晋商大户人家的吃法。
今天,火锅不再是稀罕之物了,在新生一代却言必川、渝,“上继唐风晋韵,下启调鼎美味”的山西老火锅之种种,正渐渐式微。如此,山西老火锅亦需在根脉文化的复苏中,唱着《从头再来》,与时俱进。
历史
拉面这种食物,其实当年是由中国流传到日本去的,事实上,在日本的三大面(乌龙,拉拉,荞麦)中,只有荞麦面勉强可以算得上是日本的传统面食,而中华料理中为人所熟知的拉面,正是现今日本拉面的原身。
在日本对拉面最早的历史记载,是在西元一七零四年,一位名叫安积觉的历史学者在「舜水朱式谈绮」书中提到中华面,以及水户黄门曾经吃过类似乌龙面的面食。
就一般的认定,拉面的技术是在西元一九一二年时由日本人自中国引进到横滨。由於明治五年时日本和满清签订了「日清友好条约」,使得大批华侨迁徙定居在三大港口─横滨、神户和长崎,因此中国人聚居的地方便有了「中华街」的形成,而拉面的技术也就是从这些地区流传出去的。
晋菜中还有一道荷叶粉蒸肉,相传始于三国。《晋食纵横丛书·名食掌故》等记载,民间传说关羽马前步将周仓,疾步如飞。关羽闻得其手脚长毛,号“飞毛”,为探虚实,对周仓说,欲能同床共眠。周仓不知是计,上床后就呼呼大睡,而手脚之毛扎得关羽一夜难寝。次日周仓得知,情急之下将手脚上的毛剃得精光。周仓此后开始掉队,还常常来不及吃饭,一次用荷叶包了蒸肉边走边吃,味道变得格外香美可口。晋人尚义,加以夏秋之际,晋祠荷叶连天碧,遂创制成荷叶粉蒸肉,成为并州古城夏令美食。柏原在《谈花说木》一书中感叹其色之艳,味之珍,赋有“曲院莲叶碧清新,蒸肉犹留荷花香”。
粉蒸肉在忻州定襄一带,加入土豆泥和面粉相制,甚是独特,被称为“忻定蒸肉”或“山西蒸肉”,是当地过去“九簋八盘”宴席的主打菜,相传阎锡山曾以此菜招待过冯玉祥、蒋介石等人。现在定襄蒸肉还被制作成礼盒美食来馈朋酬宾,成了当地名品。
团子和软米糕是山西省长治地区自古以来过春节必做的一种饭食。其中襄垣的团子、沁县的软米糕最有名气。它们由当地生产的一种优质软米的面粉,加上玉米面,与红豆、红枣合制而成。团子要把红豆、红枣做成的馅包在里面;软米糕则是一层糕面一层枣泥,上笼蒸熟,软、香、甜融为一体,香醇可口,乡村一般家户,过春节都要蒸上百个团子,作为正月里的主要饭食。
腌酸菜晋北民间多用长白菜。白菜古称“菘”,是菜之美者,有“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南史》)之称。白菜好吃,但过冬不易,大同民间就制成酸窝菜:去黄叶、净水洗、开水烫,冷却后码进缸内,撒上花椒、红辣椒、小茴香、食盐等,注入凉白开水,再以净石压紧,放阴凉处发酵2个月即可食用,酸甜利口,清淡实惠。若以之氽白肉、煲鲤鱼,俱成佳味。雁北农户还腌制一种什锦酸菜,与德法洋人暗合,用甘蓝做原料,无处寻求杜松子,却掺入芹菜丝、胡萝卜丝,亦成其美。德法的酸甘蓝丝在法式大餐上,要配以熏猪蹄用金刀银叉来吃。雁北农户则水津津夹出几筷,就小米粥、山药蛋,闷头猛吃,有一股北路梆子的粗犷与豪气。
在晋中,平定黑豆叶腌酸菜从尧帝“黎藿之羹”(《中国历代御膳大观》)起,经过了那些“抱瓮聊度日,尝羹谋岁卒”(清代李正元《豆叶吟》)年代,已融入了家乡风土食俗的深厚感情。平定秋后做过冬准备,沤豆叶酸菜必为重要一项:采回豆叶,切丝氽透,凉水过凉,入大筐内上压青石挤干水分,然后再放入瓮里捣实,压上石头,添入清水、米汤待慢慢沤制。这样腌制的黑豆叶酸菜,可炒、可煮,败火消炎。当地人津津乐道的不只是菜,还有它的故事和诗文。
如果腌酸菜是过冬贮菜的古老真功夫,酱菜则已发展到专门制菜的大学问。山西做酱历史悠久,太原府酱、曲沃面酱、襄垣黑酱曾负盛名,为酱菜发展提供了基础。像大同红丝菜,原名“什香菜”,是老字号“庆和泉”酱坊的传统产品。每年秋天,该店将优质苤蓝去皮洗净,对角切成四块,一层苤蓝撒一层盐,码在池中腌制,6个月后取出切丝脱盐,入甜面酱中酱制15天,再将白酒、黄酒、鲜姜末倒入拌均,即成色亮、脆嫩、咸甜、醇香的佐餐小菜。
山西酱菜还有晋中的搅醋丝,相传源于明代,制法是白萝卜洗净,切成筷粗条状,置太阳下晒脱水分,再上笼蒸后晾凉,加酱油、醋搅拌,放在缸里密封半年。搅醋丝,色呈酱红、味含酸甜,口感软中带筋,配一碗细长的面条,既助食欲,又助消化。山西腌菜中名气最大的要数晋南临猗的酱玉瓜,1915年在巴拿马博览会上曾获金奖。这种以玉瓜和面酱为原料,经过半年腌制而成的酱菜,清脆爽口,曾畅销国内外,还远销日本和东南亚。但当四川榨菜跻身于世界三大腌菜之列,酱玉瓜却于市场踪声难觅,着实为山西人的一件憾事。即便像六必居、万新合这样的酱菜晋商老店,也扎根于北京、潼关,绽放它金字招牌的不落光辉。
红尘难掩晋俗风韵,洗去历史铅华的山西腌菜在返朴归真的文化潮中,正当崛起。想那文天祥后人文剑峰在英国开中餐馆,以一碟中国腌菜结识富孀而继承千万资产,是数十年“腌菜为媒”的敬老情谊。可见腌菜正如那“在水一方”的“伊人”,对老一代充满一份依恋的情怀,对新一代诉诸一份简洁的时尚,对事业未竟者是一份范仲淹“断齑划粥”、曹雪芹“冬噎酸齑”的励志。
若是烹字章章氽,必有腌文历历陈。诚如吾辈者当从宋代朱敦儒的 《朝中措》中品味一份腌菜的真谛:“先生馋病老难医。赤米餍晨炊。自种畦中白菜,腌成饔里黄薤。肥葱细点,香油慢焰,汤饼如丝。早晚一杯无害,神仙九转休痴。”
抿尖制作须用抿尖床。抿尖床架木制呈井字形,中间开长形口,口上放置抿尖拍了。抿尖拍子为铁置或铜制,呈凹形,岫面上开密密麻麻排序整齐的小孔眼,四边缘凸起,嵌在床架上,上下须严丝合逢,否则不能操作。
将豆面加水和合成软糊状,用铁勺挑在抿尖床上(抿尖床须搭水在滚沸的锅沿上),右手按床架,左手拿抿拐拐把糊状豆面一下下抿到沸手锅里,煮熟用笊篱捞在碗里,加山药条条与各种调料食用。
兴县民间谜语云:“疤女子朝天起,小后生挽占起,不地不喳闹打起”,惟妙惟肖地描述了抿尖制作的过程。抿尖汤加黄米捞饭混合食用别用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