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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鹮是稀世珍禽，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使得朱鹮对变化了的环境难以适应，其数量急剧减少。朱鹮的性格温顺，我国民间都把它看做是吉祥的象征，称为“吉祥之鸟”。朱鹮长喙、凤冠、赤颊，浑身羽毛白中夹红，颈部披有下垂的长柳叶型羽毛，体长约80厘米左右。它平时栖息在高大的乔木上，觅食时才飞到水田、沼泽地和山区溪流处，以捕捉蝗虫、青蛙、小鱼、田螺和泥鳅等为生。

    湘绣起源于民间刺绣,已有2000多年历史。现已发现最早的实物是1958年从长沙楚墓0土的一幅龙凤图。1972年，马王堆汉墓又出土了40件刺绣衣物和一幅铺绒绣锦。这些绣品图案多达10余种，绣线有18种色相，并运用了多种针法，达到针脚整齐、线条洒脱、绣工纯熟的境界。至清代，长沙刺绣遍及城乡。    

湘绣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形象生动、逼真，质感强烈，它是以画稿为蓝本，“以针代笔”，“以线晕色”，在刻意追求画稿原貌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再创造。故其独特技艺，尽在“施针用线”之中。湘绣针法多变，以掺针为主，并根据表现不同物象、不同部位自然纹理的不同要求，发展为70多种针法。线色万千，根据各种不同画稿的题材，运用各种不同的针法，选配各种不同色阶的绣线——丝线或绒线，凭借针法的特殊表现力和绣线的光泽作用，使绣制出来的物象，不但保存着画稿原有的笔墨神韵，而且通过刺绣工艺，增添了物象的真实性和立体感，起到了一般绘画所不及的艺术效果。以致湘绣独成一派，到清末“湘绣盛行，超越苏绣，已不沿顾绣之名。法在改蓝本、染色丝、非复故步矣。”从此，湘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国内外人士，1910年在南洋劝业会上被誉为“浑笔墨于无痕，”“字格簪花，迹灭针线”。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国际博览会上，湘绣出尽风头。长沙锦花丽绣庄送展的一幅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半身湘绣像，引起轰动。时湖南省主席何键授意以他人名义赠给罗斯福，传为佳话。该绣像现藏于芝加哥亚历山大博物馆。    

解放后，湘绣工作者一改过去传统产品多为单面绣的工艺，着力发展双面绣艺术，同时又创造出难度更大的“双面全异绣”，使湘绣艺术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它在一块透明底料的正反两面，绣制出两个主题、构思、色彩、针法各异的物象。如双面全异绣“花木兰”绣屏，取材于《木兰词》中的名句。一面绣的是“万里赴戎机......寒光照铁衣”，一面绣的是“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这样不仅出色地反映了木兰女扮男装，披坚执锐的英雄形象，又反映了“脱去战时袍”身着女儿装的少女姣态，而且使对比的形象更加生动。一面戎装，一面红装，其构思之巧妙和绣艺之精湛，堪称巧夺天工，令人拍案叫绝。湘绣题材广泛，风格多样，绣品丰富多采。著名绣品有传统名牌“虎”、“狮”和“百鸟朝凤”等挂屏；有获“省优产品”的百鸟、百鱼、百花、百童、百蝶“五百”被面；还有众多的双面全异绣湘绣精品。(长沙)

蓝田玉器是利用“玉雕之乡”蓝田蓝田玉雕凿而成的器物，包括工艺品、饰品和实用物品几大类。

蓝田玉的名称初见于《汉书·地理志》，美玉产自“京北（今西安北）蓝田山”。其后，《后汉书·外戚传》、张衡《西京赋》、《广雅》、《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图志》等古书，都有蓝田产玉的记载。至明万历年间，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称：“所谓蓝田，即葱岭（昆仑山）出玉之别名，而后也误以为西安之蓝田也。”从此引起后世人的纷争，有的说蓝田根本不产玉，有的说即使产玉可能是菜玉（色绿似菜叶的玉石）。近些年，陕西地质工作者在蓝田发现了蛇纹石化大理岩玉料，认为它就是古代记载的蓝田玉（1978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这一发现不仅引起了寻找珠玉原料的地质界重视，也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兴趣。1982年，地质矿产部地质博物馆，展出了上述蓝田玉的原石。这种蛇纹石化强烈时，局部已经变成与岫玉相同的玉石了。玉质从外观上看，有黄色、浅绿色等不均匀的色调，并伴随浅白色的大理岩。这种玉石虽然不很美观，但因为蓝田地处西安古城附近，玉质硬度为4左右，容易加工，所以古人有可能用之制做装饰品。在汉代玉器中有两件很像现今的蓝田玉，一件是在陕西汉武帝茂陵附近出土的大型玉铺首嵌在古墓门上；另一件是故宫博物院藏的汉代玉佩。从这两件玉器玉质和色泽上看，很多地质学者都认为同现今的蓝田玉相似。但它是否真是古代的蓝田玉，则需加以进一步的考查。

不过，现在的西安蓝田，的确因其丰富的玉石资源，与新疆的和田、河南的南阳、辽宁的岫岩一起成为我国的4大玉石产地。同时，蓝田以众多的玉器生产企业、技艺高超的玉雕队伍，以及庞大的经销队伍，使蓝田玉产业成为全县的经济支柱之一和全省首批23个“陕西民间艺术之乡”之一。

信息来源：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为壳斗科栗属植物是全世界十多种食用栗中主要栽培品种之一，是我国栽培利用最早的经济树种。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栗实这说明远在6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食用板栗。南京博物院1951年在湖熟文化遗址中发现3600年前用作冶炼铜和烧陶器的栗，《诗经》、《论语》等古书中多次提到板栗，其中有“燕秦千树栗……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的记载，更清楚地说明了板栗在古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唐代医学家孙思说“栗肾之果也，肾病宜食之”。唐诗云：“老去自添腰脚病，山翁复栗旧传方”。板栗内含淀粉、脂肪、蛋白质、维生素等各种营养物质，其中淀粉中的直链淀粉远非稻、麦可比，尤其是内含物质葡萄糖------甙3，具有明显的健胃补肾功能，是老龄人和幼儿的理想补品。 经化验分析表明：果肉中淀粉含量为37.61%--42.23%，可溶性糖30.48%--33%。蛋白质为6.13%--10.0%。 硝 化氮0.37%-0.52%，磷0.04-0.12%并含有钙、镁、硼、锌、锰、铁等人体必需的矿物元素。板栗绝大多数分布在山区，环境污染轻，是理想的绿色保健食品。

剁剁，是一种面食，有荞面，白面两种，农村人干活回家晚了，来不及擀面的一种“偷懒的”方法，只需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吃上美味的面条。

桃属于蔷薇科、桃属植物。我国桃子品种极为丰富，据统计全世界约1000个品种以上，我国有800个品种，用于生产栽培的有30个左右。桃果汁多味美，芳香诱人，色泽艳丽，营养丰富。每100克果肉含糖7--15克，有机酸0.2--0.9克，蛋白质0.--0.8克，脂肪0.1--0.5克，含维生素C3--5毫克，维生素B1 0.01--0.02毫克，维生素B2 0.2毫克，类胡萝卜素1180毫克。



桃树为中型乔木，树体不大，栽培管理容易，对土壤、气候适应性强，无论南方、北方、山地、平原均可选择适宜的砧木、品种进行栽培。供观赏用的各种花色类型花桃、垂枝桃以及适应盆栽的寿星桃都为绿化城市，美化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桃原产我国，已有4000多年的栽培历史。



桃子的口感良好，通体能散发出一股能够令人心情愉悦的香味儿，所含营养物质也相对丰富，吃了对身体有补益延年的作用。

甘草，因味甘甜而得名。别名甜草、甜根子、粉甘草、生甘草等。古医书中名称更是各异，《名医别录》中称为蜜甘、蜜草、露草、国老。《记事珠》中叫它灵通。诸名中均与甘草其味有关。何以又名“国老”呢?南朝医学家陶弘景曰：“此草最为众药之王，经方少有不用者，犹如香中有沉香也，国老即帝师之称，虽非君而为君所宗，是以能安和草石而解诸毒也”。甄权云：“诸药中甘草为君，治七十二种乳石毒，解一千二百般草木毒，调和众药有功，故有国老之号”。可见，古代一些医学家十分推崇甘草，尊为“国老”、“帝师”。甘草之名，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第一部医书《神农本草经》中始有记载，并将其列为药中“上品”。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将甘草列为“草部”之首。由此可知，甘草入药已有悠久的历史，且为常用要药。药谚云：“十方九甘草”。甘草是中医处方中广泛应用的一味中药。

据测定，甘草含甘草酸10％左右，还含有甘露醇、葡萄糖等多种成分。由于甘草糖的甜度高于蔗糖50倍，甘草真是名副其实的“甜草”。

居住在大理地区的傈僳族，新中国成立前，大都是居住在高寒山区，穿着都用自己栽种的1籽剥下的丝皮加工制作的衣服，傈僳族群众叫它“麻布衣”。

傈僳族男子服饰，上身穿一件用10多个麻布丝纽子对排相扣的麻布对襟短农；个别地区男子着长衫，下穿一条大裆麻布裤子，有的头戴瓜皮小帽或以青布包头，或不戴帽而喜蓄一咎发辫缠于脑后。头人及个别富庶人家的男子，则爱在左耳上戴一串大红珊，以表示自家富有，在人们心目中和社会上享有的荣誉、尊严和地位。大多数男子脚穿自家编织的草鞋或用麻线编织的麻草鞋。特别不可缺少的是，成年男子都要左腰配腰地右腰挂一个用熊等兽皮制成的箭包，用来盛箭，身背导弓，犹如一名武士，给人有一种粗护、洒脱、刚毅、威武的感觉。

傈僳族妇女的服饰又与男子截然不同，它给人的感觉又是美观、大方。妇女习惯在前额打一种人字形状的叠式包头，头缠丈二长的黑布绕子。而年轻妇女的头饰打扮要分三层底为黄色或蓝色，二层用花毛巾，三层为青包布。傈僳族妇女不论老少，都喜爱戴银耳环，手戴镯子，年轻妇女则显示自己年青漂亮，再配戴一些贝壳、银币等装饰品，有的还成串挂于胸前，妇女下身着用火草或白布、青布加工制作的百格裙，裙长及地，走起路来人如在云中，蹲下裙散开，又如人在花中。妇女多数腰系自制的白麻布腰带，带上绣有花、叶图案。脚穿布鞋或胶鞋。这种装束使傈僳妇女行走时长裙摇曳摆动，显得购娜多姿，有一种独特的风韵，使人见之不忘。

1949年后，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改变，傈僳族人民的服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古朴风雅的服饰添进了现代风采，让傈僳族服饰变得更加绚丽多彩，就象那开放的马樱花，散发出独特的芬芳。

哈萨克的烤饼是用干牛粪作燃料烤制的一种厚饼，味道特香。这种饼也是哈萨克人喝奶茶时不可缺少的食品。原料：面粉、牛奶或羊奶、羊尾油。做法：把酵面用水泡开和入面粉、羊尾油、牛奶或羊奶揉好面，放入羊皮口袋中发酵(也可用厚的棉织物包起来发酵)。面稍发后即开始做饼，不放碱。一般他们发面不多，一次只做2—3个，随烤随吃，使饼始终保持新鲜。饼的大小根据哈萨克人的“卡盘”(类似汉族人用生铁铸成的平底锅)大小来定。“卡盘”呈圆形，直径在25—30厘米，厚在5—6厘米。面揉好后，放人“卡盘”内，用手压平。上面再扣一个和下面大小一样的“卡盘”。把“卡盘”放在己燃红的牛粪火堆上，上面也放—堆燃着干牛粪。由于受热力均匀，上下不用翻饼，约20分钟即熟。饼厚一般在6—7厘米。特点，饼呈金黄色，味香松软而可口；食时，一般用刀切成小块给客人食用。客人一般不要自己动手去掰，否则，被认为是不礼貌的举动。( 伊犁哈萨克)

蒙古族的银饰品

蒙古族的银饰品与其他民族一样，种类繁多，款式丰富，有着各自的图案形态和种类，在蒙古族佩饰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装饰作用，它天成一韵，构成了蒙古族银饰品朴素美观、繁复实用的民族民情，从纯真的纹样中，可以诠释和解读蒙古族佩饰的特点以及游牧民族文化的意韵和部落习俗，从中体察蒙古民族深远的文化内涵和生活情感。

蒙古民族酷爱装饰，银饰品也就成了他们美化生活的一部分。不论是高原，还是牧场，蒙古族群众佩戴银饰品都非常普遍，由于同一族属但部落不同，银饰品的种类、造型、图案和佩戴方式也各具特色，呈现出不同的寓意和讲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使其成为蒙古族佩饰中的亮点。一件小小的头簪、发钗、挂件常常就是一件信物，承载着人生美好的回忆和永久的纪念。

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有对金银饰品的使用历史，在考古挖掘的匈奴墓中，就曾经出土过战国时期的银饰品。唐代是银饰品制作的繁盛期，品类多，分布也广。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结束了蒙古各部长达数年的纷争状况，加之与欧亚各国的贸易往来，蒙古地区日益成为金银的集散地，这为蒙古族银饰品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到了元代后期，银饰品的制作逐渐商品化，从前只有富裕人家使用的银饰品，在民间也开始流行佩戴起来。与前期相比，这个时期的银饰品无论从内容图案，还是技术风格，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时银饰品的主题也逐渐增多，有花鸟鱼虫以及各种纹饰图案，还有诗情画意的词句，铸、刻、雕、焊技术等工艺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而且设计新颖，造型美观，每件银饰品上都有吉祥寓意，堪称“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进入明代，银饰品的工艺有了很大的改进，除了官办的铸造局外，民间的银楼、银作坊也能制作和设计很多的银饰品。特别到了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由于经济的不断发展，银饰品的使用已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了，不论贫富贵贱，女人戴银头饰、银首饰，男人腰垂银挂件已成时尚。蒙古族的银饰品，至今仍然保留了很多古老的图案和纹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