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冲县茶叶协会
腾冲红茶因其独特的生长条件,富含各种人体需要的维生素,可谓是养生佳品。腾冲茶首次出现于史料可以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的州志,而到了道光年间,人工种植茶叶形成了规模,民间也开始了茶叶交易。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资本家引进了印度阿萨姆变种,广泛种植茶叶替代罂粟种植,茶山代替烟山,茶叶成为当地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
腾冲县茶叶协会
腾冲红茶因其独特的生长条件,富含各种人体需要的维生素,可谓是养生佳品。腾冲茶首次出现于史料可以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的州志,而到了道光年间,人工种植茶叶形成了规模,民间也开始了茶叶交易。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资本家引进了印度阿萨姆变种,广泛种植茶叶替代罂粟种植,茶山代替烟山,茶叶成为当地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
腾冲县茶叶协会
绿茶是未经发酵制成的茶,保留了鲜叶的天然物质,含有的茶多酚、儿茶素、叶绿素、咖啡碱、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也较多。绿茶中的这些天然营养成份对防衰老、防癌、抗癌、杀菌、消炎等具有特殊效果,是其他茶类所不及的。绿茶是以适宜茶树新梢为原料,经杀青、揉捻、干燥等典型工艺过程制成的茶叶。其干茶色泽和冲泡后的茶汤、叶底以绿色为主调,故名绿茶。绿茶是将采摘来的鲜叶先经高温杀青,杀灭了各种氧化酶,保持了茶叶绿色,然后经揉捻、干燥而制成,清汤绿叶是绿茶品质的共同特点。
云南山茶花以树体高大,健壮优美,荫浓叶翠,花朵硕大,花色明快艳丽,品种繁多花期较长等特点闻名中外。早在我国明代,就有“云南山茶奇甲天下”的说法,明代诗人杨慎曾赋词赞誉道:“正月滇南0早,山茶树树齐开了,艳李妖桃都压倒,装点好,处处红云岛”,近代著名文人郭沫若先生也赋诗称赞:“艳说茶花是省花,今来始见满城霞,人人都道牡丹好,我道牡丹不及茶”。
据专家考证,腾冲是云南山茶重要的原生种群之一,因其独特的气候环境,造就了植物物种进化变异的广阔空间,经过园艺工作者和园艺爱好者的辛勤努力和挖掘,培育出了许多极具观赏价值的茶花传统名品(如恨天高﹑童子面﹑九芯十八瓣﹑松子鳞﹑大玛瑙等),近年来更有新奇的山茶变异品种受到专家的肯定(如牡丹魁﹑雪娇﹑云峰茶﹑云针茶﹑泰和牡丹﹑童颜等),各类品种的花期为当年十月至次年四月,每当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来临之际,满树姹紫嫣红的各色花朵竞相开放,争奇斗艳,预示着栽培者来年的事业将如火如荼,更加增添了节日喜庆的色彩,令人陶醉,令人神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专家的分析,红花茶油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是难得的天然食用植物油。变异后的山茶花亦保留了母体本身的自然属性,其植物﹑花朵散发出的气味和芳香,对人体呼吸系统起到良好的保健作用。
蒙古族的银饰品与其他民族一样,种类繁多,款式丰富,有着各自的图案形态和种类,在蒙古族佩饰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装饰作用,它天成一韵,构成了蒙古族银饰品朴素美观、繁复实用的民族民情,从纯真的纹样中,可以诠释和解读蒙古族佩饰的特点以及游牧民族文化的意韵和部落习俗,从中体察蒙古民族深远的文化内涵和生活情感。
蒙古民族酷爱装饰,银饰品也就成了他们美化生活的一部分。不论是高原,还是牧场,蒙古族群众佩戴银饰品都非常普遍,由于同一族属但部落不同,银饰品的种类、造型、图案和佩戴方式也各具特色,呈现出不同的寓意和讲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使其成为蒙古族佩饰中的亮点。一件小小的头簪、发钗、挂件常常就是一件信物,承载着人生美好的回忆和永久的纪念。
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有对金银饰品的使用历史,在考古挖掘的匈奴墓中,就曾经出土过战国时期的银饰品。唐代是银饰品制作的繁盛期,品类多,分布也广。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结束了蒙古各部长达数年的纷争状况,加之与欧亚各国的贸易往来,蒙古地区日益成为金银的集散地,这为蒙古族银饰品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到了元代后期,银饰品的制作逐渐商品化,从前只有富裕人家使用的银饰品,在民间也开始流行佩戴起来。与前期相比,这个时期的银饰品无论从内容图案,还是技术风格,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时银饰品的主题也逐渐增多,有花鸟鱼虫以及各种纹饰图案,还有诗情画意的词句,铸、刻、雕、焊技术等工艺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而且设计新颖,造型美观,每件银饰品上都有吉祥寓意,堪称“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进入明代,银饰品的工艺有了很大的改进,除了官办的铸造局外,民间的银楼、银作坊也能制作和设计很多的银饰品。特别到了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由于经济的不断发展,银饰品的使用已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了,不论贫富贵贱,女人戴银头饰、银首饰,男人腰垂银挂件已成时尚。蒙古族的银饰品,至今仍然保留了很多古老的图案和纹样。
诸多史籍均载,保山乃“金银宝贷之地”,早在公元1世纪,敦忍乙等永昌徼外的小国之君就开始遣使经永昌道向东汉王朝进献珍宝、悲翠等物。此后,保山——尤其是所辖腾冲很早便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与交通优势,成为我国历史上发育最早、规模最大、延续最久的翡翠集散地,并获得了“翡翠之城”的盛名.
如今腾冲境内虽不产玉,但历史上却素有“玉出腾越”之说,事实上斯说亦非妄言,因为至今仍以盛产翡翠闻名于世的“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内外,三宣、六慰皆受命于朝,而腾越且兼戛鸠、蛮莫、猛拱、猛养而有之”,而“蛮莫所产,曰白玉、翠玉、黑玉……猛密所产,宝石、宝沙、碧霞玺”(《腾越州志》)。明代以后,由于国之疆域多有变故,这些玉石主产地相继脱疆他属,但保山、腾冲作为世界性的玉石集散地的地位并未因此动摇,而且还由此于保山——腾冲——摩谷间形成了一条“玉石路”、“宝石路”:“大金沙江内外,万宝鳞萃……皆从腾越进,故州城八宝(保)街,旧讹为百宝街”。明代,宫廷采买官、太监、雄商大贾云集保山、腾冲,专购乃至专索珠宝玉石。杨升庵曾就此吟道:“永昌城南宝井路,七里亭前碗水铺……安得仙人缩地法,宝井移在长安街。”张含则曰:“成化年中宝石重,私家暗买官家用。”张志淳《南园漫录》载,“成化庚子,太监王举索宝石不获,遂疏其(孟密)叛木邦之罪,请征之”——索宝未遂便刀兵相加,“宝石”之“重”可见一斑。在历久不衰的“翡翠崇拜”中,腾冲不仅出现过“绮罗玉”、“段家玉”、“寸家玉”等一些价值连城的玉中极品,还出现了赵连海、张宝廷、刘采等诸多靠采玉或市玉而为巨富的“翡翠大王”,而玉石的集散量亦大得惊人——据民国时海关统计,1902年,登记入境的玉石为271担,1925年为376担
大规模的玉石贸易,使玉雕这门特殊的手工技艺应运而生并得以持续发展。至清末民初,仅腾冲城内即有翡翠作坊百余家,玉雕工匠三千余人,所琢“器皿发售滇垣各行省,上品良玉,多发往粤东、上海、闽、浙、京都”(寸开泰《腾越乡土志》),一派繁荣景象。由于历代匠人多注生良玉精品,遗贸下来的大量次料、脚料不屑加工,久而久之,便出现了有些人家用玉石铺路砌墙的趣话,以至后来人们在开基建房时,常有挖出大坑玉石的妙事发生——直到1997年,市政部门在对某街区实施改造时,犹有不少人挥镐舞锄,争相到施工现场“淘玉”。如愿以偿者变不乏其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腾冲一度沦陷于日寇铁蹄,玉市转衰;战后数十年商道中断,翡翠集散地渐移至泰国清迈,边地玉石贸易及加工亦随之萧条。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门重开及腾密公路的修复通车,腾冲的翡翠业才重又恢复了蓬勃的生机,经营规模及加工技术、艺术水平亦有了长足的进步。1994年孟厦,腾冲县人民政府还成功地举办了“腾冲国际翡翠交易节”,从而使前人“忆昔繁华百宝街,雄商大贾挟资来”的咏叹再度成为海内外宾客的眼见之实,而“翡翠城”及其璀璨夺目的珠光宝气,也随之成为八方来客啧啧称赏的迷人风景。( 保山)